母亲在市饮食服务公司做会计，工作一辈子。生前给我讲了不少她单位的人和事，那老杨头的故事我记忆颇深。彼时母亲在跃进饭店（现老马路杜记馄饨位置）办公室上班，老杨头（没几人知他大名）是他们办公室打更老头，他是河北人，年轻时随人闯关东来到锦州，没什么正经工作。解放了，看他无亲无故，政府安排他就业一直在服务行业打杂。1970年代他被安排在母亲所在的办公室打更。每天当人们下班后他就到办公室值班，基本上是关门睡觉，第二天一早人们来上班他便回家了。他不粘声不粘语，老实得无以复加。工资虽然不高但利手利脚一人生活绰绰有余。母亲说每年春节放假前一天下午，办公室人员已安排好节日事项聚在一起等候回家，老杨头也提早来到办公室，手里一定抱着一个大西瓜请办公室人品尝，且连续几年如是。那年月冬天市面上根本没有卖西瓜的，这是老杨头入秋时自己在窖里精心贮下的。
母亲还介绍老杨头的几件轶事。有一年他得病，心口堵得慌。办公室打发一个人陪他去附属医院，帮他挂了号领他到诊室看了大夫，陪他的人有事急匆匆先走了。等看完病他拿着药单楞是找不到交款、取药的地方，便两手空空回家了。
老杨头家在烧锅大坑，当时那烧锅大坑很赃乱，街道不成格局，商铺参差，垃圾成堆，狭窄的道路不时被垃圾和土垫得越来越高，把住户的房门挡住甚而推不开门。老杨头的家门也被增高的路面挡住了，只好把房门底部锯下一截。过不几日外面路面又增高了，只好再锯下一截，就这么几次三番房门差不多被锯掉一半，其炕沿与门坎在同一平面，进他家推开门咕咚一下掉进半米深的屋地。房子因年久失修时常漏雨，为此买了一架梯子为方便上房铺铺盖盖。
那时政府每年春季发动一次爱国卫生运动，各家垃圾不许随便乱倒，倒圾圾需到街口的垃圾箱。老杨头也自备一个小垃圾桶，不几日装满后送到街口的大垃圾箱。街口垃圾箱离家有半里多路送一次很吃力，为此老杨头花100多块卖了一台白山牌自行车，每次送垃圾时把垃报桶放到车后架上再送到街口大垃圾箱倒掉，而他一辈子没骑过自行车。
单位曾多方打听老杨头在天津有一叔伯姐姐，取得联系后姐姐打发儿子来锦看舅舅，临回津叮嘱舅舅去天津串门。过些日子老杨头请好假，终因不会卖火车票即便买了票也不知咋上车而未能成行。
有时办公室人闲聊说到解放前，有人调侃问老杨头逛过窑子没，他嗫嚅半天承认跟人一起逛过一次。又有人问窑娘们长得好看不，他说，一脸麻子。那是他一生仅仅一次与异性肌肤之亲。
办公室人出外办事，看见他白天差不多天天在百货大楼临中央大街那面墙根，与几个差不多年纪的老头或蹲或站晒太阳。办公室领导被告知他去世时，来人就是在百货大楼外发现他的。处理丧事时给他穿装老衣裳，从他上身剥下内衣外衣共六件，而没有背心秋衣一类，都是单的夹的褂子。到他家整理遗物只见几处墙窟窿塞着油灯、废纸、铺陈等物，房粱上挂着发了毛的一节油条，挂着的一只筐里放些日用什物，炕面铺着漆过的牛皮纸，碗架子放着剩莱剩饭，在一装衣物的箱子底层藏有300多元钱。单位决定拿这钱支付丧葬费，还剩近200元，联系天津姐姐始终没联系上，只好充公。
就这么着，老杨头无牵无挂地在地球上消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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